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
（美）尼尔·波兹曼
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
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
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
我们的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存在之初，上帝以启蒙人智为乐，他让我们意识到，有些我们尊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有些我们斥为谬误的却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时地为我们拨去迷雾，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原则，改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满足。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终极，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效仿我们，认为我们——他们的前辈和创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不可丝毫背离的。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远胜于此。它对于书面文字的认识论的批评可以同柏拉图的观点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许也会对这段话产生兴趣，虽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伊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
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
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对于那些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词的人，我可以引用罗伯特·麦克尼尔对电视新闻的描述来证明我的观点，他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的执行编辑兼联合主持人。他说，好的电视新闻要“一切以简短为宜，不要让观众有精神紧张之感，反之，要以富于变化和新奇的动作不断刺激观众的感官。你不必注意概念和角色，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多停留几秒”。
他还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他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